(本文作者为 镜相工作室,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文丨镜相工作室,作者 | 黄依婷,编辑丨胡苗
AI 原点社区有两种时间。一种在 10 楼的咖啡店“ 原点 Bar”,一杯咖啡坐一个下午,和陌生人交换项目、交换微信、交换关于 AI 行业的一切见闻。不断有新人涌入,也不断有人悄悄离开,热闹得像一场永不散场的派对。
另一种在楼下的工区里:估值百亿的公司,和还在手搓第一个 demo 的团队,共用同一部电梯。这里的时间是另一种刻度—— 一轮融资到下一轮融资,一个版本到下一个版本。
同一栋楼里,人们活在完全不同的节奏和命运里。
这里是 AI 原点社区,位于北京海淀五道口。站在原点 Bar 的落地窗前,向下看,就是成府路和中关村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一抬头,就能看到智谱的 LOGO—— 听说智谱 2019 年在原点大厦 (当时的东升大厦) 成立,后来租下了对街搜狐网络大厦七楼以上的工区,今年 1 月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今天 (6 月 15 日) 开盘市值超 6500 亿港元,和小米集团站在了同一梯队。
而以 AI 原点社区为中心向外看,周边汇聚着清华大学等 37 所高校和 106 家国家级科研机构,和互联网时代“ 最牛民间孵化器” 华清嘉园、清华科技园都仅一街之隔。
这片区域从来都是中国科技浪潮的中心。互联网时期如此,AI 时期也是如此。
一个做 AI 代写论文项目的创始人,在原点 Bar 的屏幕前讲完了自己的项目。他说自己刚从美国回来,已经用这个项目赚到了美元,参加这个活动只是过来玩玩。他被人簇拥了起来,有人问他法律风险,他不避讳地回答“ 是灰产”“ 大不了换护照”;有人问效果到底怎样,他说足以发“ 水刊”。
他几乎全程坐着。直到两位自称来自出海孵化器的参会者坐到他的面前,他立马起身握手,说要加个微信。一位在读的医学生默默跟在他身边将近两个小时,几乎只是旁观,没有主动接话。
在这里,和陌生人开启对话是很容易的。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对视,或者漏出正在运行 Claude Code 的电脑界面,马上会有人来问你“ 在做什么项目”。大家三三两两地攀谈,语调几乎都是上扬的,聊得高兴了便眉飞色舞。
或许,在场的创业者会想,离智谱和清华大学越近,离未来是不是也越近一点?
这是 10 楼的答案。楼下的答案,是另一回事。
10 楼和 9 楼,派对和工位
星期四的下午 3 点,在原点大厦 A 座 9 楼下电梯,寻着人声走进 10 楼的“ 原点 Bar”,你大概率会看到二十几个人围坐,环形落地窗上贴着橙色的英文单词“Vibe”。
这是“ 疯狂星期四 Vibe Coding” 活动。Vibe Coding 是近一年多兴起的概念,直译成“ 氛围编程”,指抛弃原来的手动写代码,转用 AI 生成代码,很适合非计算机专业但想转行做研发的人。
活动的门槛不高,只要你知道 AI 是人工智能的缩写,并愿意支付一杯咖啡的钱,找张椅子坐下,就可以融入这个活动。新人在这里很少被拒绝。
下午 4 点左右,“ 路演” 环节结束,少数人收拾东西离开,大多数人会留下,和感兴趣的人再聊聊。他们抱着电脑、不断穿梭于原点 Bar 的桌椅之间,探寻看着像“ 大佬” 的人。
半小时内,坐在我对面埋头敲代码的小哥,被至少三个人询问“ 你做的什么项目”,小哥用几乎同样的话术回答这些问题。我左前方的姐姐是一个人来的,在某互联网大厂负责在线教育业务,拿了些纸质资料默默地看,偶尔和来搭话的人聊两句。一位参会者说他正考虑做 AI 硬件领域的创业,旁边的人听到了,侧身搭了句话:“ 挺好的,中国用户‘ 吃硬不吃软’,不认为软件要付费,把软件放到硬件上更容易赚钱。”
王顺这时走过来,坐在我旁边,问我要不要加入一个 AI 桌游社群。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也没玩过,是刚认识的一个人组织的,让他帮忙拉几个人进群,周日会办活动。“ 组织者在哪儿?”“ 先走了。”
王顺是某“ 双一流” 高校电子信息专业的本科生。他认为学校的 AI 教育过于滞后,“ 学校四年教的知识我一周就能学完”,所以他接连不断地实习,从各个公司的 CTO(首席技术官) 那儿疯狂汲取前沿 AI 技术。我见他的时候,他在一个十几人的 AI 创业团队做研发,那是他的第三份实习。
王顺有位师傅,是个非技术背景的投资人,他很认可师傅的投资眼光。他相信 AI 可以在十年内改变世界—— 这是师傅告诉他的。
聊着聊着,王顺拿出一个巴掌大的小本子写了几行字,说那是他的日程本,他能精准地在本子上找到过去两年内,哪天、哪个时间段、做了什么事。不用电子日程本的原因是,想在工作之外尽可能少用电子产品,保护眼睛。
我加了他说的社群,是第五个群友,王顺是第二个。他后来又在现场拉了三个人进群。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尽心尽力地帮陌生人组织活动,他说,做人要守信用。
但到了周日,社群活动没办起来。半个多月过去,群里还是只有最开始的 8 个人,没人交流,没有新的活动。

图为原点学堂内开展的活动。黄依婷 摄
从原点 Bar 出来,回到 9 楼,电梯厅正对面是一排大小相仿的房间,每一个房间都代表着一家创业公司。10 楼的热闹,到了这里就安静下来。
杨鸽从最角落的房间走了过来。他是一个 AI 创业团队的联合创始人兼工程师。
我们原本约在上午十点见面,当天深夜一点半,他发来消息说:“ 出意外了,不应该立 flag 的。” 他让我在原点 Bar 等他。午餐时间,我们一起去了麦当劳。
杨鸽跟我说,他其实很少参加 AI 原点社区里的活动,也很少跟社区里的创业者交流。他解释,这里大部分项目都还在起步阶段,没有拿到融资;创业阶段不同,需求也不一样,交流自然就比较少。他的时间更多花在产品和用户身上。
杨鸽说,他们去年底搬来这里的时候,社区还没现在这么强的社交属性。3 月东升大厦改名为原点大厦后,活动越来越多,氛围也变了,不再适合他们这种更注重研发的团队。

同在原点大厦的张凌,在一家成规模的 AI 创企工作,什么活儿都要干,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我们匆匆见面,不到两个小时里,他说了不下十次抱歉,然后拿起手机处理工作。他甚至不知道每周四会有这么多创业者在原点 Bar 聚集,只是大概知道有一层楼给 OPC 提供免费工位。
OPC 是“ 一人公司” 的缩写,指一个创业者、一台电脑,就是一个团队。同时,这里也有经过多轮融资、已经产生现金流的中小型团队,估值数十上百亿、初具规模的明星 AI 公司。
他们待在同一栋楼里,各自有各自的节奏。感觉颓丧的时候就到这儿来走一走,就会听到路人兴奋地说:“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
离清华越近,离 AI 越近
今年年初,张凌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互联网大厂。他长期待在封闭的大厂园区里,工区很大,制度、福利完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职责边界,稳妥而无聊。
来到 AI 原点社区后,他有种回到十年前互联网创业时代的感觉。社区内的许多创业公司可能只有一层工区,甚至一层楼中的一个工位。相比已经形成成熟体系的大厂,这里的物理边界更模糊也更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在原点 Bar 里花一杯咖啡的钱参与活动,但在整个楼宇中,创业者们口中的“ 校友”“ 老师”,依然是 AI 创业圈里最重要的信任体系。
位于原点大厦 3 楼的无问芯穹,如今估值已经超过百亿元人民币,创始团队几乎全部来自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发起人汪玉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联合创始人兼 CEO 夏立雪、联合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戴国浩,以及首席技术官李伯勋,都曾是他的学生。
5 楼的基流科技,最新估值约 91.6 亿元人民币,创始人胡效赫曾是清华大学网络安全实验室博士后。同层的深言科技,创始人兼 CEO 岂凡超,拥有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博士学位。
8 楼的生数科技,估值超过 20 亿美元,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朱军,是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这张名单背后,是同一个逻辑。早期投资机构阿尔法公社合伙人刘罡把它概括为“ 师承线”:“ 你会发现,很多硬核项目背后都有一条清晰的师承线。” 他主导投资的清智元视,做的是超高速相机,技术依托于清华电子系陈宏伟教授的实验室成果;另一家做算力网络的共绩科技,办公地也在 AI 原点社区,核心团队出自能源系院士江亿门下。
在他看来,教授和高徒的组合在 AI 创业中极具生命力:教授站在学术前沿,负责探索方向;学生扎根产业,负责把技术变成生意。“ 这种方式已经被多个项目验证过了。”
一位 AI 投资人透露,清华系内部也存在一条隐形的序列—— 姚班 (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交叉信息研究院在最顶端,其次是电子系、计算机系。“ 投资的难度也跟这个有关系。”
这种模式自然落在了离清华大学十分靠近的物理空间里。从原点大厦步行到清华大学东南门,走得快的话只要五分钟。教授走出实验室,学生走出校门,在街角的咖啡馆或楼下的工区里碰头,一个项目就开始了。
二十多年以来,同样的故事一直在这片区域上演。
原点大厦往南,隔一条街,是华清嘉园。这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住宅小区,成为中国互联网创业史上的传奇坐标,张一鸣、王兴、宿华、徐易容、吴世春等人都曾在这租房创业,挤在居民楼里写代码、做产品、谈融资。
西侧是清华科技园,走出了网易、搜狐、搜狗,后来又走出了商汤科技、第四范式、寒武纪。

图为 AI 原点社区,对街的楼盘是华清嘉园。黄依婷 摄
这片区域从来都是中国科技浪潮的中心。过去二十多年里,清北等高校持续输出顶尖人才,这些人才创立公司、创造财富,又吸引更多资本和年轻人向这里聚集。人才、项目、资金形成闭环,不断自我强化、自我迭代。
3 楼、5 楼、8 楼里的那些名字,和 10 楼原点 Bar 里的人群,构成了 AI 原点社区的两端。一端是名师高徒,项目有实验室成果作背书,投资人排着队约见。另一端则是拿着一杯咖啡等待入场的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招人,或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参加一场周四下午的聚会。
这两端之间,隔着一段尚未被定义的距离。
对于研发主导的 AI 创业团队来说,清华大学毕业生是招聘首选,但合适的人选实在太过抢手,许多人只在互联网大厂和校友圈里流通。去年底,杨鸽他们搬来 AI 原点社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招人,招清华大学毕业生。结果是没有招到。
“ 清华的学生求稳,对去一家不知名的 AI 创业公司工作这件事的 passion(热情) 没有那么高。” 杨鸽说,这些毕业生,九成想去大厂,只有一成会去创业团队,但也仅限于清华校友组建的创业团队。
哪怕是正准备 IPO 的 AI 创企,和互联网大厂相比,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张凌说,像他这样,30 多岁从互联网大厂主动辞职加入 AI 创企的,在同行中是少数。选择创业公司,就代表还愿意赌一把。
这些愿意赌一把的人,未必能成为下一个张一鸣,也未必能复制智谱的故事。但和二十多年前聚集在华清嘉园里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相信下一个时代的机会,依然藏在这个圈子里。
焦虑的,狂热的
每个踏进 AI 原点社区的人,都对未来怀着某种想象。文鑫曾试图在这里寻找一些支点,但效果并不符合预期。“ 很多人其实是来缓解焦虑的。” 他说。Vibe Coding 活动更像一种情绪出口,许多人来到这里,是因为焦虑、好奇和 FOMO(害怕错过)。
中午 11 点多,文鑫醒来,洗漱完后开始处理工作。他是王顺的老板。王顺介绍他给我认识的时候,说他创业过九次。但实际上是十几次。这位今年 28 岁的连续创业者告诉我,说九次是因为“ 比较喜欢九这个数字”。
他做过不少互联网项目,现在转做 AI。对他来说,两个领域最明显的差异是,之前仅靠项目商业计划书就能拿到融资,现在远远不够。现在投资人至少要看到产品 demo,甚至看到团队跑通整个业务模式,才会考虑投钱。
他认为投资人的这种抉择和他的“ 双非” 学历背景有关。“ 大家都谨慎了,不能犯错。你可以投一个北大或者斯坦福的创业项目,项目‘ 死掉’ 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投了一个‘ 双非’ 院校的创业项目,‘ 死掉’ 了,人家就会觉得你的判断能力有问题。”
对于这个判断,刘罡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创业者对自身处境的一种自我合理化解释。“ 投资人本质上是成就动机导向,不是逃避责任导向。” 他说,如果一个投资人从业 5 年,衡量他成就的,不是他出没出过错,而是他投的项目里,有哪几个跑出来了。“ 投清华的没跑出来,一样写不进你的代表作。”
不过,他并不否认标签差异带来的机会不均等。他举了一个并不那么准确,但一定程度上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一个清华背景的创业者,可能有十五个投资人愿意聊;而“ 双非” 背景的创业者,并且其项目不太主流,可能就只有三四个。
“ 击中 (投资人) 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只是概率不一样。” 在实际操作中,他并不排斥接触“ 双非” 创业者,但他更相信有背书的创业者—— 比如他认可的同行推荐,或者项目方向恰好命中他正在关注的领域。
文鑫也有自己的“ 谨慎”。相比在 AI 原点社区,几十个人围坐一下午、交换微信、聊项目,他更倾向于参加小规模的闭门交流会。付费机制和明确的目标,会让价值交换更直接,投资和合作达成的概率也更高。
他甚至认真算过账。在原点学堂办一场活动,场地费用往往需要四五千元一个下午,或者缴纳一年八千元的会费,对外营业的原点 Bar 更贵,这对创业团队来说并不划算。
杨鸽也有类似看法。他几乎没时间参加 Vibe Coding 活动,也从不在这类活动上招人。团队收到的简历,基本都有 Vibe Coding 经历,但“ 绝大部分人达不到我们的招聘标准,甚至有的人连简历关都过不去。” 他说。相比之下,在社交平台发布招聘帖的效率反而更高。
过去几年,文鑫的创业节奏很快,什么项目都做过,但到了 AI 时代,一个更讲究速度的阶段,他反而选择了放缓。
2022 年末大语言模型爆发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学习 AI,学习它的底层架构,测试它的边界。直到去年年底,他认为 AI 幻觉问题无法完全解决,但可以在这个界限之中做其他的事情,比如指定场景的逻辑推理,他才启动现在这个项目—— 一个 AI 商业助理平台,解决创始人找联合创始人的痛点。
在项目上,文鑫找 CTO 花了两个月,找产品、设计又花了几个月…… 到今年五月中旬,项目实际开发时间不到两周。
“CTO 这个池子太小了,能匹配团队愿景的更少。” 文鑫说,“CTO 需要的能力不是干活,我会给他派很多人让他管理。”
面试时,他会着问一些和技术无关的问题,比如问一个不会化妆的面试者如何解决化妆问题,他认为这会让他看清面试者是否有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由此来判断对方是否适合创业。
文鑫并不着急,他准备花两三年来做这个项目,目标是做 AI 时代的超级大平台—— 小而美的项目性价比不高,很容易被人推翻或者被大厂收编,两个 500 人的产品群是他的底气。
团队实习生王顺想要更高的确定性。 在“ 疯狂星期四 Vibe Coding” 活动上,他遇到了一位 AI 视觉创业团队的 CEO,两人聊得比较好,很快确定了王顺的第四份实习。
又是一个星期四,中午,一位 OPC 创业者在社群里发了张位置截屏—— 他当天从武汉特意坐高铁赶到北京参加活动。对想要搭上 AI 列车的人来说,进入这个圈子本身,就已经是一场漫长的创业。

图为 AI 原点社区原点大厦大门。黄依婷 摄
圈里圈外,没有终点
AI 原点社区里流传着许多类似的故事。
今年年初,一家只有个位数员工的 AI 创业团队,因为踩中了某个热门 AI Agent 方向,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用户关注。团队负责人回忆,当时他们刚好在做相关方向产品的 demo,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社交平台发布产品相关内容,没想到讨论量远超预期,是平时的三倍以上。市场反馈验证了需求,于是团队立即停止手头其他工作,把资源集中到新产品上。
产品上线后迅速增长,用户量很快突破十万,但热度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月后,团队发现重度用户和专业用户的使用频次开始下降,更强大的竞争者也在涌入,团队不得不重新评估项目价值,并寻找新的方向。
这位负责人平静地讲述了这段经历。他坦诚地告诉我:“ 追热点才能赚到钱。” 在他看来,过去几年里,大部分真正赚到钱的 AI 产品,几乎都离不开社会影响力—— 产品先被媒体报道、被社交平台讨论、被大量普通用户看见,才会有人愿意付费尝试。而这些普通用户,又会逐渐沉淀出专业用户和重度用户,成为产品真正的收入来源。当专业用户和重度用户都在流失时,也意味着产品风口已过,需要换个方向。
一场同质化的市场传播竞争开始了。行业里常见的是,两家同业 AI 创企先后发的宣传稿,创始团队故事如出一辙,连时间轴也基本类似,将具体的名称隐去,几乎看不出两家公司的区别。张凌说,有的公司甚至会完全照搬同业公司的公众号风格和宣传创意。
文鑫倒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在他看来,互联网时期如此,AI 时期也是如此。“ 抄来抄去其实挺好的,不需要重复造轮子。” 他说。从资源利用效率来看,很多探索本来就没必要被重复完成。
刘罡的观察是,过去一两年,软件赛道几乎没跑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爆款。“ 现在几乎很少有人看纯软件的。” 他在去年底曾判断投资风向从软件转向硬件,半年后来看,硬件关注度比去年也下来了一些。他认为软硬件结合可能是更好的出路,“ 硅谷现在也有这样的观点。”
随着 AI Coding 越来越成熟,开发门槛被迅速拉低。过去需要一个工程师团队才能完成的产品,如今一个人借助 AI 就能搭出雏形。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变多了,来到原点 Bar 参加活动的人变也多了,但爆款并没有同步增加。
文鑫甚至觉得,如果一个人判断自己并不具备成为先行者的条件,也无法进入最顶尖的创业团队,那么最好的策略或许不是立刻创业,而是等待。在他的设想里,AI 会把所有的生产方式完全变革掉,许多今天需要几十个人完成的工作,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团队完成。那时候再创业,做稀缺的事,成本会更低,成功率会更高。
但文鑫认为自己是那个先行者。在 AI 原点社区穿梭的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这里的人更习惯向前冲。
杨鸽已经开始思考 AI 时代的工作关系了。这是他认为少有的、能在此时此刻思考的长远问题。再务实一点的问题,他只能思考一个月之内的。他甚至想找学哲学的人喝咖啡,聊 AI 时代的组织形式,聊人与机器的关系,聊未来公司的样子。“ 如果员工每天都担心被 AI 替代,那说明公司本身出了问题。” 他说。
真正健康的组织,不应该依靠焦虑驱动。但在 AI 原点社区,焦虑几乎无处不在:新模型发布,新产品爆火,有人宣布融资,有人宣布退出。变化太快,人刚进来,就得跟着跑。
原点 Bar 里,一杯咖啡的时间足够认识一个陌生人,足够交换一个项目想法,也足够听完一个关于未来的故事。但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些故事最终会走向哪里。
下一个星期四下午,原点 Bar 里还是会有二十几个人围坐,环形落地窗上的“Vibe” 也还是会在那里。
(受访者张凌、杨鸽为化名。)
参考资料
量子位:《海淀 AI,集体开弓:少年极客、中年创客与 ICU 归来者》
中国企业家杂志:《中国的 OpenAI,藏在这几栋楼里》
创业邦:《看不透华清嘉园的狼狗时光,就当不了下个王兴》《那些年,在海淀创业的那些人》
36 氪:《下一个华清嘉园在哪?》
北京日报:《让顶级资源浇灌创新土壤!北京 AI 原点社区有了“ 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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