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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戴蒙巴德社区 （南七道摄）
文 | 南七道
2025 年，我待得最久的两个地方，美国中西部，中国云南。
2025 年 7-8 月，我花了 30 天左右，从美国洛杉矶出发，前往芝加哥、密尔沃基、休伦、底特律、代顿、东圣路易斯、春田等多个城市，自驾横穿 8 个州，4000 多公里。11-12 月，我花了 50 多天，自驾+其他交通，走遍了整个云南的地级市和州。
这两个地方听起来没啥关系，但因为一个热门话题“ 斩杀线” 关联在一起，“ 斩杀线” 本是一个游戏术语 （指血量降到一定程度，会被直接秒杀），现在成为一个社会学名词：在美国，一个工薪阶层或中产阶级，很容易因为一场病或承担不了的房租，堕落成一个流浪汉，两者之间只隔着一道极窄的红线。
而在云南与西藏交界的村子，我见识到了什么叫扶贫，整个村子的房子由官方修建，免费赠予村民。只要有人的地方，哪怕只有一个人，都会有水泥路。离开家乡去打工，路费报销。这背后的本质，是中美对待贫群体和个人破产的不同态度。
为什么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不会像中国不计成本地大规模扶贫呢？这是历史、文化、制度的差异性造成的。
洛杉矶与秋那桶
加州是美国第一富裕州，人均年 GDP 超 10 万美元 （70 万人民币），名义 GDP4.1 万亿美元 （28.7 万人民币），相当于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加州的洛杉矶，全球经济最强劲的城市之一，洛杉矶县 （Los Angeles County） 包含洛杉矶市、Long Beach、Beverly Hills 等。人口约 1000 万，年 GDP 约 8000 亿美元 （5.6 万亿人民币）。如果洛杉矶县是一个国家，经济规模接近土耳其或瑞士。
我在美国，最大的两个冲击，一是美国芯片 AI 等新经济的活跃，这个优势必须承认，第二就是他们的流浪汉群体 （homeless）。前者造就了世界首富，后者可能性命难保。加州的流浪汉，是全美最多的。加州 （包含洛杉矶、旧金山等地） 的流浪汉人数约为 18.7 万人，占全美总数的 25%。其中洛杉矶市流浪汉约 5 万人，最密集的是市中心的 Skid Row，约 5000 流浪汉，长期居住在这里。
洛杉矶市中心的流浪汉 （南七道摄）
为了搞清流浪汉群体，是否真的那么夸张，我在洛杉矶，打了一辆 Uber 前往 Skid Row，开车的司机叫 Manan，是一位女士，开着一辆雷克萨斯，车里挂着十字架。她刚开始表示，自己并不想去市中心，置身那个街区会很不舒服。但我承诺，她不用下车，全程计费，结束时在总车费的基础上，至少支付 50% 的小费。她才答应了。
据说警察已经清理过 Skid Row 街区了，但现场依然满目疮痍。满大街都是站着或者躺着的流浪汉。Manan 说自己不喜欢这些流浪汉，但同时她强调这些人，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和权利。她赞同教会、政府等帮助他们，虽然政府用的是她们交的税。
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美国的薪水那么高，人工那么贵，政府也有医保，还有各种保险，以及企业和教会慈善机构，为什么工薪阶层那么容易破产，甚至流落街头？很多没去过美国的人，甚至怀疑这是故意抹黑美国。
以洛杉矶市一名餐厅服务员为例，她叫 AMA。餐厅最低时薪约 16.9 美元 （118.3 人民币）。如果每周全职工作 40 小时 （往往不止），加上小费年收入约 5 万美元 （35 万人民币）。
在加州，年收入 21597 美元 （15.1 万人民币） 以下，可以享受白卡医保，看病不花钱，但好医院不接受白卡。年收入一旦超过这条线，哪怕是 100 美元 （700 人民币），立马取消白卡，要求你自己购买市场化的医保，大概每年需要 4000 美元 （2.8 万人民币），但医保有免赔额。如果是单独租一居室的房子，连同停车费管理费吃饭等，月开销 3000 美元 （2.1 万人民币） 左右。
如果每月薪水加小费税后 4000 美元 （2.8 万人民币）。每个月基本所剩无几，加上美国人大多没有储蓄习惯。很容易接近了“ 斩杀线”—— 生一场病或车坏了，没钱付下月房租，就面临被驱逐的风险，流落街头。
在加州，这时可以寻求官方和民间的帮助，包括床位 （不稳定）、食物、毛毯、卫生用品、食品券 （EBT）、基础医保等。如果是美国公民，每月能拿到一些现金。但如果要去找稳定的工作，几乎都会要求稳定住处，大概率只能找冷库搬运、后厨洗碗等辛苦工作。
如果有了工作，开始有正式收入，哪怕最差的工作，经济上还没完全缓过来。但很多政府福利会被削减甚至直接取消，可能工资都还没发，福利先没了。这就是常说的“ 福利悬崖 （Benefit Cliff）”，因为美国福利体系是临时救急，不是长期补贴。这样会有一个怪圈：有些找到工作的人的整体情况，反而比不找工作吃救济的更差。于是有些人，干脆摆烂了，长期当流浪汉。
云南秋那桶村 （南七道摄）
云南秋那桶村，位于云南和西藏交界处，是云南去往西藏的最后一个村子，隶属云南怒江的丙中洛镇。再往前走 20 公里，就是西藏。这里是著名的丙察察线起点。这个小村子全部 305 户，人口约 400 人左右，年产值不详。
怒江州是中国最晚脱贫地区之一。秋那桶村是当地非常贫穷的一个村子，村名的原意是“ 水不好的地方”，因为牛羊喝了村里的水源，都变得很瘦或死亡。但是，在官方的扶贫和帮助下，经济得以发展。
一家大型的央企，承担了对口扶贫的任务，帮助村民修房、修路，建路灯，秋那桶村有很多村民的房子，是二层小楼，是官方免费修建，并赠送给他们的。
同时，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村民收入。央企帮助村民，成立建筑公司、民宿、旅游、灵芝、蜂蜜等各种村民合作社。以工代赈，不是直接给钱，村民不用离开家乡，也避免了福利制度养懒汉。我认识一位姓余的女生，她之前在昆明念大学，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家乡的工程公司做财务。她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对于想离开家乡去打工的村民，当地政府会发放往返路费，并介绍到对口的珠海等帮扶城市的工厂，工作满 3 个月以上转正的，每个月政府还发补贴。
经济发展后，每年村里还有分红。据报道和当地村民反馈，2023 年，秋那桶村 305 户村民，每户分红 1200 元。据说 2025 年会更高。
迪麻洛是我徒步的另外一个村。与我和向导一起同行的，还有一个护林员。他是扶贫的最早一批受益者，他们的房子都是二层小楼，政府修建好，免费赠与他们。但他并不满意，一路埋怨，说现在的新房子里有洗手间。我问他，“ 你是天主教徒吗？” 他说是的 （当地大部分人是天主教徒）。 “ 你的主，教你要爱世人，要感恩。” 他再也没有说话。
云南迪麻洛村 （南七道摄）
但是，教育、交通、宣传依然是约束秋那桶村甚至怒江州的三座大山。当地村民告诉我，但凡有点经济实力的怒江人，都会把孩子送去隔壁保山市。那里教育资源更好。教育直接影响人的思维模式。怒江的公路桥梁，已经修得非常完善。但没有机场、没有高铁。以至于我从秋那桶村回到深圳的时间，比我从深圳去洛杉矶的时间更久。因为缺乏系统性的宣传，大众对于怒江旅游的了解，远不如隔壁的香格里拉。其实这里旅游资源特别丰富。
中美的文化差异
一个国家和社会，如何对待贫困群体，关键点不仅是“ 同情穷人”，更是“ 这个社会最担心什么”，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文化讲究的是 “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个“ 均” 不是“ 平均” 的意思，而是避免制造失序的极端差距。在中国历史上，给社会和民众造成最大损害的，就是社会动乱。基本每隔 300 年，就要经历一次周期性全面崩溃：饥荒、流民、起义、王朝更替、人口断层式下降等。
在长期经验中，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共同认知：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 稳定压倒一切”。要帮助贫困群体，不被系统性抛弃，从而衍生为不安定因素。
美国的诞生，本身就是为了反抗英国王权而诞生的，是一次“ 反王权” 的政治实验。反对世袭统治、反对君权神授、反对不受约束的征税与统治。所以美国的出发点，不是“ 国家要照顾好每一个人”，而是“ 如何确保程序正义，如何制定好规则”。
美国所有社会关系的前提是“ 你是一个成年人”。你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同时必须为自己承担后果。如果你失败了，这很不幸，但这是你个人处境。可以同情你，但民众不会认为“ 国家必须为你兜底”。
影响美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基督教文化，“ 神在天上”，人在上帝面前皆为凡人，所以作为一个凡人，你可以关心别人，但你不必也不应对别人的人生负责。行善是道德行为，慈善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制度。
写 《江村经济》 的费孝通，表面研究的是江村，但本质上是解释中国与欧美的文化差别。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人是像池塘里的涟漪，而每个家庭是这个结构的核心。中国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责任单位，大家收入集中在一起，风险一起承担。如果一个个体失败，中国家庭有义务进行兜底，这是防止个人堕落破产的重要保障网。
美国人就像是一堆柴垛，大家是平等的。每个人是柴垛结构的最小单元。在英美社会，家庭只是情感单位，父母没有义务对成年子女兜底负责。如果你经济破产，大概率会被看作 “ 个人事件”，而非家庭的责任。
中美社会，也是各自家庭结构的镜像。在美国，国家不对个人有兜底的责任，在中国，如果有群体过得太惨，那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是管理者的失职。这使得中国社会对极端贫困，有一种必须解决的义务和责任。
中美的上限与下限
美国模式是追求上限，没有下限。它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 （Free-market Capitalism） 的典型代表。这种制度的核心逻辑是“ 激励机制”，鼓励竞争。它通过优胜劣汰，减少社会福利，降低国民惰性，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迫使个体在激烈的竞争中，发挥最大潜能。诞生了无数创新，硅谷就是典型代表，但也造成了“ 赢家通吃” 和底层“ 容错率极低”，造成底层民众的“ 结构性崩塌”。
美国制度并非刻意设计了斩杀线，而是在政治、文化等机制下，自然形成的责任真空。美国每个州尽管对流浪汉有各种福利救助，包括发送食品券、现金等，但政府不能像父母一样替你兜底，成年人必须自负后果。民间慈善是多元化，只是自主而非强制性的。
中国模式是守护下限。类似秋那桶村的边疆村民，即便没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国家也会确保村民们有房住、有饭吃、不辍学， “ 一个都不能少”。这种兜底的背后，是举国体制的财政投入，国家力量直接触达最偏远的地理末梢。将资源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最偏远的角落，这在美国这样的完全市场化的国家，是完全不可能的。
美国对贫困的态度，这是个人处境，值得同情，但不必由国家负责。中国对贫困的态度，如果贫困群体 “ 被抛弃”，就是政治问题，这是系统失责，政府必须介入。所以云南省的整村修房、村村通公路，包括医疗与教育兜底。哪怕成本巨大，也要托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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