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lated articles
2025 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创下近 1.2 万亿美元的纪录。同一时期，投资全年负增长，2026 年前 5 个月累计同比-4.1%，5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0.6%。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组合。
出口超常规增长的同时，内需在收缩。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过去一年里通过两次公开发声，系统拆解了这对矛盾的结构性根源，并给出了一套量化的改革路径。
出口强是消费弱的原因之一
「出口强是国内消费弱的原因之一，这种关联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刘世锦在 2026 年 7 月的文章中写道。
逻辑并不复杂。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净出口属于储蓄，相应减少国内消费。2025 年近 1.2 万亿美元顺差，相当于一块庞大的外部储蓄，它意味着国内产出中相当一部分被配置到了国外，而非用于满足国内需求。
「顺差相当于一块用于外部的储蓄，当我们的顺差规模比较大，实际上会影响到国内的消费。」 刘世锦去年发表的观点中同样点明了这一层关系。彼时顺差刚突破万亿美元，市场更多将其解读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证据，很少有人追问：顺差另一面的国内消费，正在经历什么。
顺差只是表象，深层问题是国民收入使用结构中的高储蓄、低消费。
中国储蓄率长期在 42% 以上，最高曾超过 50%；而全球各国储蓄率的平均水平大约在 25% 左右。以 2022 年为例，中国 GDP 约 120 万亿元，总储蓄 55 万亿元，储蓄率 46%，对应的消费率仅约 54%。
消费占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了约 20 个百分点。刘世锦称之为 「结构性偏差」。
这个偏差长期存在，但过去被两个高速增长的变量掩盖了——房地产和基建。2022 年以后，房地产大幅下滑，基建减速，被掩盖的消费短板 「水落石出」，成为终端需求中一个 「卡脖子」 的缺口。
所谓终端需求，按刘世锦的定义，是 GDP 中不再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包括全部消费加上与民生相关的房地产、基建等非生产性投资。GDP 减去终端需求，剩下的就是生产性投资和净出口，这两项都是 「工具性」 的，服务于终端需求增长。
「投资负增长已经持续一年多的时间，5 月份又叠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负增长，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未曾有过的。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再一次处在一个重要转折点。」
2.49% 的人掌握 81.9% 的储蓄
55 万亿储蓄从哪里来？
按 2022 年国家资金流量表，企业部门储蓄约 27 万亿，居民部门储蓄约 27.6 万亿，各占一半。企业储蓄占 GDP 比重达到 22.5%，在国际上明显偏高。原因在于企业资本收益中分红太少——2022 年中国居民财产收入中只有 10.2% 来自企业分红，而全球平均水平是 55.7%。
「国有资本占全社会企业资本较大比重，而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或少分红。」 刘世锦指出。企业储蓄只有一个用途，就是投资。当投资空间收窄，大量储蓄便沉淀下来，无法转化为消费。
居民储蓄的另一面更加尖锐。
招商银行2024 年年报显示，金葵花客户 （日均总资产 50 万元及以上） 占其零售客户的 2.49%，却贡献了 81.90% 的资产；相比 2023 年，金葵花客户新增资产占全部新增资产的 87.48%。
「这表明少数高净值客户拥有银行绝大部分的储蓄资产，而且呈现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的态势。」 刘世锦写道。
「有人以为每年新增十几万亿储蓄，引导居民把这些储蓄转为消费就可以了。这种只看总量不看结构，不了解、不关注高储蓄、低消费与居民内部收入差距过大直接相关的观点，在理论和政策上都有很大的误导性。」
三年，把储蓄率降到 40% 以下
刘世锦的方案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把储蓄降下来，把分红提上去，把社保补起来。
第一，三年内把全社会储蓄率降到 40% 以下，企业储蓄率降到 20% 以下。
直接途径是提高企业分红率，特别是国有资本的分红。具体操作上，刘世锦建议从 A 股中划拨国有资本进入社保基金。目前 A 股市值约 120 万亿元，国有资本市值占比约 40%，初步估算可划拨 20 万亿元。被划拨的资本不改变部门和机构隶属关系，只是在原有部门下新设养老基金管理运营。「从资本市场看，只是一部分国有资本转为养老金资产，增加了更多的长期耐心资本。」
第二，稳步推进税制改革，把基尼系数降到 0.4 以下。
国际经验表明，成功转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基尼系数大都在 0.3 到 0.4 之间。当前中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比重偏低。刘世锦建议增加对高收入阶层的合理征税。「有一种说法，『征税的能力边界』 决定了 『产权的保护边界』，因为保护产权就是保护税源。」
第三，宏观调控重心由供给侧转到消费侧。
刘世锦提出，应将宏观刺激政策支出的 50% 以上用于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重点是住房和社保两个短板。他特别算了一笔账：通过国资划转社保、财政补贴等组合拳，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从目前的 240 元左右提升至每月 1000 元。初步测算，这项改革每年可拉动 GDP 增长 0.3% 至 0.5%。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 5.5 亿人，其中 95% 是农村居民，占到全国参保人数的一半左右。月均养老金仅 240 元，低于农村低保 600 多元的水平。
「这项保险实际上影响到中国一半人口的消费。」 刘世锦在 2025 年 7 月的表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约为 0.8——增加 100 元收入，会有 80 元用于消费，且存在消费乘数效应。
一个更隐蔽的传导链条是：农村父母养老金不足，子女需要提供更多 「代际转移」，进而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同时，正在缴费的 3.7 亿人因未来预期不稳，被动增加预防性储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口养老金不足的缺口，制约着中国一半左右人口的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容忽视的全局性影响。」
从制造强国到消费强国
刘世锦将当前困局追溯至一套 「倾斜式增长方式」——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重生产、轻消费。这套框架在短缺经济时代和投资高增长时期有效运转了几十年，如今已触达边界。
「这种增长方式的有效运行是有边界的，这就是投资投不动了，出现负增长。」 他在 2026 年 7 月的文章中写道，「目前已经出现这种状态。」
但他也提醒，不要用老办法强行增加投资来 「救场」。「如果不降低储蓄率，不增加或实际上减少终端需求，用老办法强行增加投资，将会加剧供强需弱矛盾，把中国经济引向另外一个方向。」
他以日本为鉴：日本是最先提出并实施量化宽松、零利率负利率的国家，至今已二十多年，并未实质性摆脱通缩。「中国应从中汲取教训，而非重蹈覆辙。」
刘世锦也谈到了一个更长期的愿景。
「我们很长时间出口是有竞争力的，就是增加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下一步，我们要扩大消费成为消费大国，这样我们就要大量进口，能不能用人民币来结算？这样的话大量的人民币就成为离岸人民币，将来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地位会上升，币值会升值——我们用同样多的人民币，可以买到全球范围之内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让中国人民来消费。」
「制造强国、消费强国，下一步还应该是金融强国，金融要为制造和消费服务。」 他说。
从出口顺差的 「工具性」 增长，到终端消费的 「目的性」 增长——这套叙事转换，需要的不仅是政策工具的重组，更是一场增长理念的重新锚定。刘世锦的判断是，解决需求侧问题理论上比解决供给侧问题相对容易，但供强需弱与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因素深层绑定，从旧框架中走出来，「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形成新的社会共识」。
（本文首发钛媒体 APP，作者 | 硅谷 Tech_news，编辑 | 秦聪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