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 破茧 Bio，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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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破茧 Bio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肺癌大会 （WCLC）2026 上，翰森制药与宜联生物均披露了各自 B7-H3 ADC 治疗二线小细胞肺癌 （SCLC） 的 III 期阳性结果，为后续临床及一线布局提供了扎实证据。
但在恭喜两家药企取得硕果的同时，B7-H3 靶点二十年来的沉浮史同样值得关注。它曾是令多家药企折戟的“ 研发坟场”，当下火热的核药路线甚至在 B7-H3 靶点也遭遇滑铁卢，但就是这样一个“ 刺头” 靶点却被 ADC（抗体偶联药物） 所救赎。
B7-H3 靶点的沉浮，是肿瘤药物研发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叙事之一。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 耐心” 与“ 时机” 的故事：一个被寄予厚望的靶点，因生物学复杂性而被时代搁置，又在 ADC 技术的浪潮中完成了惊心动魄的自我救赎。
01 理论上的“ 完美靶点”
B7-H3 的故事，始于一个关于免疫系统精密调控的科学追问。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免疫学家们陆续发现了 B7-1（CD80） 和 B7-2（CD86）—— 这两类共刺激分子通过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结合，为 T 细胞的完全活化提供至关重要的“ 第二信号”。这一发现揭示了适应性免疫应答的一个基本原则：T 细胞的激活不仅需要识别抗原的“ 第一信号”，还需要共刺激信号的“ 许可”。
2001 年，Chapoval 等科学家在人树突状细胞 cDNA 文库中鉴定出一个全新的 B7 家族成员，将其命名为 B7-H3（B7 homolog 3），又称 CD276。该分子与 B7 家族其他成员具有 20-27% 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但因受体尚未被确定，所以被归入 B7-CD28 超家族第三组，与 B7-H4 并列。
B7-H3 是一种 I 型跨膜糖蛋白，由 316 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 45-66 kDa，包含信号肽、胞外 IgV-IgC 结构域、跨膜区和胞质结构域。小鼠仅表达 2Ig 亚型，而在人类中则存在 2Ig 和 4Ig 两种亚型。而就是这个 4Ig 亚型，在肿瘤逃逸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形成同源二聚体以促进肿瘤细胞增殖。
然而，真正让 B7-H3 成为肿瘤治疗领域“ 应许之地” 的，是它独特的表达谱。
B7-H3 的 mRNA 广泛分布于心脏、肝脏、胎盘、前列腺、胰腺等多种正常组织中，但其蛋白质表达却高度局限于肿瘤组织。在非小细胞肺癌中表达率高达 80%，在小细胞肺癌中达 60%-75%，在食管癌、前列腺癌、乳腺癌、骨肉瘤等多种实体瘤中均异常高表达。与此同时，在正常组织中，B7-H3 蛋白几乎不表达或极低表达。
图：不同肿瘤 B7-H3 表达情况，来源：中邮证券
这种“ 肿瘤高表达、正常组织沉默” 的模式，构成了一个理想靶向药物的基本前提。通过抑制 T 细胞和 NK 细胞功能、下调 Th1 型免疫反应，B7-H3 不仅能帮助肿瘤细胞逃避免疫攻击，还能直接促进肿瘤的迁移、侵袭、血管生成及化疗耐药，高表达往往与患者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这一切，都让 B7-H3 看起来像是为精准治疗量身定制的靶点。
但命运，往往在最光明的时刻埋下最深的伏笔。
02 药企研发坟场
B7-H3 成药的核心困境，可以浓缩为一个问题：它的受体是什么？
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被完全回答。而在靶向药物开发中，受体的缺失意味着一条根本性的路径被堵死—— 你无法像 PD-1/PD-L1 那样，通过阻断配体-受体相互作用来设计药物。
更棘手的是功能上的“ 人格分裂”。B7-H3 最初被描述为一种强效的共刺激分子，能够诱导人 T 细胞产生 IFN-γ。然而，随后的研究却指向了相反的结论——Ling 等科学家发现人 B7-H3 强烈下调 T 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产生。
此后二十年间，“ 共刺激” 与“ 共抑制” 的证据交替出现，有学者推测可能存在两种功能不同的 B7-H3 受体，分别在不同条件下被激活，从而解释了这些矛盾的结果。然而，被寄予厚望的候选受体 TLT-2（TREML2） 在多篇后续研究中被证实并不能与 B7-H3 发生功能性结合。
图：B7-H3 的免疫调节功能，来源：银河证券
一个受体不明、功能存疑的靶点—— 这几乎是药物开发最糟糕的起点。
2022 年 7 月，该靶点布局最深的 MacroGenics 公司宣布终止其 B7-H3 单抗 enoblituzumab 的 II 期临床试验。原因令人震惊：62 名头颈部鳞癌患者中出现了 7 例可能与出血事件相关的死亡，其中仅 1 例被评估为可能与治疗相关。
三个月后的 2022 年 10 月 28 日，B7-H3 靶点更大的打击降临。Y-mAbs 公司的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 131I-omburtamab 在 FDA 肿瘤药物咨询委员会 （ODAC） 会议上遭到 16:0 的一致否决。ODAC 成员明确指出，Y-mAbs 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明该药物能改善患者的总生存期。尽管此前该药物曾获得上市优先审评资格，但两项关键临床研究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让这一结果并不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
“ 明星靶点”B7-H3，在 2022 年陷入“ 至暗时刻”。先驱者们以单抗策略试图撬动这个靶点，但一个“ 说不清功能” 的靶点，如同一个没有锁孔的保险箱，即使你知道里面有珍宝，却没有打开它的方式。至此，B7-H3 被行业贴上了“ 研发坟场” 的标签。
当一扇门被关上时，另一扇窗正在悄然打开。这扇窗的名字，叫 ADC。
03 命运的转折
ADC 的核心逻辑，本质上是对靶点的“ 降维使用”。它不需要完全理解靶点的信号通路，不需要知道它的受体是谁，不需要厘清它是共刺激还是共抑制。ADC 只需要靶点做到一件事：在肿瘤细胞表面高表达，在正常组织低表达。靶点从“ 需要被理解的功能分子” 变成了“ 一个精准的地址标签”。
而这恰恰是 B7-H3 最擅长的事。
2023 年 10 月，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默沙东与第一三共宣布就三款 ADC 候选药物达成全球开发与商业化协议，合作总金额最高达 220 亿美元，预付款及近期付款高达 55 亿美元。三款药物中，B7-H3 ADC 管线 I-DXd 位列核心资产。这笔交易不仅创下了 ADC 领域合作金额的纪录，更重要的是，它向整个行业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B7-H3 靶点的 ADC 价值，已被全球最顶级的制药公司用真金白银验证。
其实早在当年的 ASCO 年会上，一个来自中国的数据就让整个赛道为之震动。翰森制药公布了其 B7-H3 ADC 管线 HS-20093（Ris-Rez） 的 I 期临床数据：在经多线治疗的小细胞肺癌患者亚组中，客观缓解率 （ORR） 高达 63.6%，疾病控制率达 81.8%，显示出超强的临床价值。
正是看到了 HS-20093 的临床潜力，以及默沙东的决心，GSK 在 2023 年 12 月选择跟进 B7-H3 ADC 资产，以 1.85 亿美元首付款，最高 15.25 亿美元里程碑款，从翰森制药 BD 了 HS-20093。
一个被冷落的靶点，用惊艳的数据宣告了自己的回归。
此后，B7-H3 ADC 的临床数据持续兑现。2025 年，I-DXd 的 II 期 IDeate-Lung01 研究显示，在 137 例既往经治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确认 ORR 为 48.2%，疾病控制率达 87.6%，二线治疗亚组的 ORR 更高达 56.3%。2025 年 8 月，FDA 授予 I-DXd 突破性疗法认定。
当然，这条重生之路并非坦途。I-DXd 在临床中出现了间质性肺病 （ILD） 的安全信号—— 在 IDeate-Lung01 试验中，2.9% 的患者出现 3 级 ILD，1.5% 出现 5 级 （致死性）ILD。2025 年底，I-DXd 的 III 期 IDeate-Lung02 试验因 5 级 ILD 发生率超预期而暂停新患者招募和入组。
这提醒人们：ADC 的“ 精准化疗” 逻辑虽然强大，但毒素载荷的安全性始终是悬在赛道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第一三共几乎所有 DXd-ADC 项目在临床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 ILD，这究竟是毒素平台的共性问题，还是可以优化的技术细节，尚无定论。
但无论如何，B7-H3 靶点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从“ 研发坟场” 到“ 世纪交易”，从 16:0 的否决到 FDA 优先审评—— 这个靶点完成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自我救赎。
04 全球竞争格局
截至 2026 年 9 月，全球共有 90 余款 B7-H3 ADC 在研，30 款进入临床阶段，7 款挺进 III 期临床。而在这 7 款 III 期管线中，6 款来自中国药企，占比超过 85%。
图：全球 B7-H3 研发格局
这不是单纯的数量优势，而是一种战略嗅觉的领先。
I-DXd（第一三共/默沙东） 是全球进度最快的 B7-H3 ADC。2026 年 4 月获 FDA 优先审评，若顺利获批，将成为首款上市的 B7-H3 ADC。其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的 ORR 为 56.3%，中位 OS 为 12.0 个月，颅内 ORR 达 46.2%。但 ILD 安全性问题是其商业化前景的最大变量。
HS-20093（翰森制药/GSK） 是当前疗效数据最为惊艳的管线。2026 年 WCLC 大会上公布的 III 期 ARTEMIS-008 研究期中结果显示，在复发性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中，中位 OS 达到 18.5 个月，对比标准化疗托泊替康的 10.3 个月，死亡风险降低 54%（HR=0.46），12 个月 OS 率从 43.3% 提升至 64.5%。这一数据刷新了小细胞肺癌二线治疗的最长 OS 纪录。GSK 通过授权合作拿下了该药物的全球权益 （大中华区除外），意味着中国原研的 B7-H3 ADC 正在通过跨国巨头的全球网络走向世界。
YL201（宜联生物/罗氏）的 TAISHAN-302 研究同样在 WCLC 大会上公布了 III 期数据：在复发性小细胞肺癌中，中位 OS 为 13.27 个月，中位 PFS 为 7.39 个月，ORR 为 59.1%，3 级及以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46.4%，显著低于化疗对照组的 74.7%。更值得关注的是，YL201 在鼻咽癌 III 期 TAISHAN-301 研究中达到主要终点，并已于今年 7 月向 CDE 递交上市申请，成为全球第二款申报上市的 B7-H3 ADC。罗氏已通过与宜联生物的合作获得该药物的海外权益。
DB-1311（映恩生物/BioNTech） 选择了一条差异化道路—— 聚焦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 （mCRPC），全球 III 期临床已启动，计划入组 736 例患者，对标多西他赛。BioNTech 不仅获得了 DB-1311 的海外权益，还在 2026 年行使独家选择权参与美国地区的研发成本分摊和商业化利润共享。
此外，恒瑞医药的 FH006 和石药集团巨石生物的 SYS-6043 也已进入 III 期临床，迈威生物的 7MW3711 在中美获批开展针对晚期实体瘤的临床试验并获得 FDA 孤儿药资格认定。
这张竞争版图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产业叙事：在 B7-H3 ADC 这一全新赛道上，中国药企早已站在了研发的最前沿。而在这些中国创新药企背后，站着罗氏、GSK、BioNTech 等多家跨国巨头，它们以授权合作的方式，将中国原研的 B7-H3 ADC 纳入了自己的全球战略版图。
本土创新力量与全球 MNC 的联手，正在对默沙东与第一三共的联盟的先发优势发起一场“ 围剿”。
当然，安全性挑战是整个赛道共同面对的课题。B7-H3 ADC 在组织中的表达谱虽然“ 肿瘤特异性” 良好，但肺部等器官的潜在暴露仍需要精细管理，这或许将是各家药企差异化竞争的重要筹码。
05 宿命与远见
回望 B7-H3 靶点的二十年，它像是一部关于“ 时机” 的寓言。
2001 年，当 Chapoval 在 《Nature Immunology》 上首次报道 B7-H3 时，精准医疗的概念尚在萌芽，ADC 技术远未成熟。科学家们面对的是一个表达谱近乎完美、但功能“ 说不清楚” 的分子。他们用单抗去撬动它，失败了；用放射性核素去标记它，被否决了。B7-H3 成了“ 研发坟场” 里的一座无名墓碑。
但靶点的价值从未消失。它只是在等待一个能够读懂它的技术。
ADC 的出现，让 B7-H3 的表达谱优势被彻底释放。靶点不再需要被“ 理解”，只需要被“ 到达”。当第一三共的工程师将拓扑异构酶抑制剂载荷连接到靶向 B7-H3 的抗体上时，二十年的困惑在精准递送面前烟消云散。
而在这场从“ 坟场” 到“ 赛场” 的集体突围中，中国药企扮演了一个宿命般的角色。当全球 MNC 在单抗时代相继折戟、纷纷退场时，中国创新药企选择了迎难而上。全球 III 期管线的 85% 来自中国，这是在一个被验证的、高确定性的靶点上，以“ 工程师红利” 和临床执行效率为底座的系统性胜利。
B7-H3 的故事还远未结束。ILD 安全性、适应症的拓展、联合治疗策略的探索—— 每一个变量都可能改写最终的市场格局。但有一点已经清晰：这个曾被命运反复捉弄的靶点，终于等到了属于它的时代。而它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药物研发的世界里，没有永恒的“ 坟场”，只有尚未到来的“ 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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